中国古代素有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，其基本特征是面向社会现实和着意实效。清代纪晓岚说：“古之圣贤，学期实用”，“以实心励实行，以实学求实用”。其语可谓对这一传统的简明概括。
中国古代经世传统对历史文化的影响错综复杂，其正负面效应延续深远，今之研究者不可不加以注意。概括言之，传统经世之学的正面作用表现为四个方面：
第一，在经世之学传统的浸润下，中国古代读书人大都“少负经世志”，“弱冠时即以经世自励”，培育出关怀人生、关注社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。这两种责任感，是古代士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、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”的深刻动力和坚实基础。
第二，经世之学的基本精神是面向实际，因此，它从不“拘一祖之法”和“束之于不可破之例”。从晚明到晚清十余种“经世文编”前后相继并不断更新，便是经世之学“因时而变”精神的生动验证。在中国古代，经世实学的这一精神往往成为政治变革和创新的动力。在中国近代，从龚、魏、陶（澍）、林（则徐）到洋务大吏和康、梁维新派，莫不是从经世实学走向变革开放。梁启超在谈到《经世文新编》时曾说，该书编纂的意图是“以新法新意移易旧重心”，书中的内容“其实以我辈文字为主”，“不过取旧名，取动人耳”。“旧名”之所以能“动人”，是因为传统经世实学在中国文化人中有深入和强劲的影响，“旧名”中能载入“移易旧重心”的“新法新意”，则显示了传统经世实学实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变易性的体系。
第三，经世之学以关注现实为第一要义，崇奉这一理念的士人往往对社会危机有敏感的觉察和正视的勇气。晚清经世实学的开启者龚自珍当“举国醉梦于承平”的嘉道之际，微察衰世的来临，“然不可终日”，进而发出“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，孰若自改革”的呐喊；经世派大吏陶澍和林则徐“于宴安无事、局守文法之时，洞见病瘕，亟起救药”，由此可见经世之学是中国传统社会起衰振弊的重要机制之一。
第四，经世之学强调务实性和致用性，这一价值取向成为明清以来中国人认同西学和吸纳西学的思想基础。晚明实学派徐光启、李之藻以一种开放性心态疾呼“苟利于国，何论远近”，把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洋学术作为“国家兴作甚急”的新鲜学问加以翻译传播；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赞西洋“制器之巧”，“甲于古今”，“皆裨益民生之具”，鼓励讲求实学的中国文化人积极加以“节取”；近代洋务派则一再强调“识时务者，莫不以采西学、制洋器为自强之道”，以此为契机，中国早期现代化实现了最初启动。
然而，传统经世之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意义并非皆为积极。由于“致用”目标的设定，中国传统学术中任何偏离“实用”的倾向都要受到抨击和纠正。魏晋时玄学的论辩本来是中国传统思维活动中十分缺少的内容，后世却以“清谈误国”一语，信手抹去了它的价值；宋代理学家“因性而言理气，因理气而言天，因天而言及天之先”，并在意象纵横中提出了关于宇宙的某些精彩猜想，清人却斥之为“虚沓”而无济世事；清代朴学对乾隆以前的古典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考据，此项工作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积薪传火的重要环节，同时具有真正的“纯学术”意义，可因考据之学远离社会实用，仍被批评为“虽极精能，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”。在同样思维方式的制约下，中国传统社会支持与发展的是耕稼文化最实用的兵、农、医、艺四大技术，较为纯粹的科学乃至形而上的终极关怀都缺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。梁启超曾痛心疾首地说：“今天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，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、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。”追究起来，一味讲求经世致用的思维路线不能辞其咎。
由于传统经世之学“学无大小，以适于用者为贵”，学术致用性往往压倒学术求真，从而导致学术流于浅薄，晚清龚、魏即为一例。他们力主“道、学、治合一”，“以经术为治术”，对于扭转空疏、琐碎的学风有重要功绩，但由于他们的学问重心是“致用”，因此不免欠于精深。左宗棠早就有“龚博不精”之说。梁启超接踵指出“自珍之学，病在不深入”。“初读《定庵文集》，若受电然，稍进乃厌其浅薄”。章太炎对龚、魏同时加以批评：“源故不学，惟善说满洲故事，晚乃颠倒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以钓名声，凌乱无序。小学尤疏谬，诩诩自高。以微言大义在是，其持论或中时弊，然往往近怪迂。自珍承外祖之学，又多交经术士，其识源流、通条理，非源之侪。然大抵剽窃成说，无自得者。”今人张舜徽亦有“龚、魏徒播空言，言之无物”之论。此种情形的极致性发展，便是康有为式的“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”，从而不仅对学术造成严重的杀伤力，而且潜伏着包括学术为政治服务在内的人文学科功利化的趋向。
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是传统社会结构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，它要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就要同政治权力结合，通过说服当政者或转化成为当政者来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。因此，“为帝王师”是经世学者的最高愿望。做不成“帝王师”又无法进入仕途者则“以术说贵人”、“与当途论说”。晚清“有经济大略”的魏源和包世臣就是通过入大吏之幕，影响陶澍等地方大员，将他们的经世之学付诸于实践，而不是浮为书本议论。但是，以学术依人很容易造成独立人格的丧失，一些深怀利欲之心者也往往把经世之学作为一块晋身的敲门砖。刘师培就批评魏、包两人说：“夫考证词章之学，挟以依人，谨身伺倡优之列，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，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，孰不乐从魏、包之后乎？”其辞虽尖刻，但却也道出了经世之学中深藏的弊端。
经世之学究其本质而言，与其说是属于学术范畴，毋宁说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。经世学者真正关心的首先不是学术的品格和学术的深入，而是以“政治的原则”、政治的需要为第一要义。如晚清道咸间的龚、魏，“虽言经学，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已有异”（梁启超语）。戊戌时期的康、梁，诚如梁启超后来所检讨，也是“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，颇失‘为经学而治经学’之本意”。“经术”在他们的话语中，不过是“政论”的一种方式、一种手段。而古代经世学者关于财富、民生、水利、农业、地理等等问题的研讨，归根结底，是以维护王朝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为终极目的。因此，中国传统经世之学的价值应当放到政治历史的发展中来加以评价，而不应放到学术文化发展的轨迹上来思考。
